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是第一项重要策略。在遵义会议后，他重掌军事指挥。当时中央红军仅剩三万余人，而蒋介石调集了四十万军队，企图在川黔滇一带包围并歼灭红军。面对敌众我寡，士兵们疲惫不堪，许多前线指挥官倾向于寻求最快的直线突围，急于脱离敌人封锁。然而，毛泽东敏锐观察到，尽管敌军人数众多，各部队之间的协调存在问题，并且有战术空隙可化解围困。他决定利用赤水河的地形，实施灵活机动的战术。首次渡过赤水后，红军向川南撤退，成功引导敌军主力向西侧移动；随后重返黔北的过程中，攻下遵义，取得了长征时的最大胜利；最终，再次返回川南，制造出红军将要北渡长江的假象，进一步牵引蒋介石调动兵力。当敌军主力被吸引至川南时，红军迅速四渡赤水，直奔贵阳。当时驻守贵阳的蒋介石面临兵员不足，急忙调动云南部队增援，这时红军顺利进入云南，巧妙渡过金沙江，成功摆脱了数十万的追兵。行军过程中，林彪等人一度对这种反复作战的策略疑惑重重，甚至提出异议，直至安全过江后，才意识到毛泽东的纵深布局十分巧妙。叶剑英作为军委一局局长，全面掌握情报与行动部署，事后总结这一战争不仅依靠猛攻，更是通过调动敌军达成目的，这种战法超出了很多将领的经验。

第三个重要情节是平津战役，采用了围而不攻、隔而不围的战术。辽沈和淮海战役结束后，傅作义的五十多万部队布防在北平、天津到张家口之间。许多前线指挥官急于强攻，想要尽快占领城市，结束和傅作义的对峙。毛泽东洞察，如果贸然出击，傅作义很可能选择南撤投靠蒋介石或西撤前往绥远。因此，他下达指令，围住张家口和新保安的敌军，但暂不发起进攻；对于北平和天津，采取隔开各个据点，稳住傅作义，避免使其产生逃跑的决策。同时，秘密调动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境，形成对华北敌军的完整包围。在围困期间，我们不断与傅作义展开谈判，努力寻求和平解决的可能性。待部署完善后，依次攻克新保安、天津，最终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对北平的解放，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得以保存，大量文化遗迹和民居未受到战火影响，数十万百姓避免了战争的灾难。叶剑英评价，这场战役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，更成功结合了军事打击与政治谈判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成果。

这三次关键战役面临各自不同的局势，分别为长征中的绝境突围、一场战略决战中的突破口选择，以及军事施压与政治谈判的结合寻求和平。许多在血战中成长起来的将领，习惯于进行正面冲突的作战方式，难以迅速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权衡得失。但随着战事的结束，他们逐渐领悟到，毛泽东的指挥思想不是仅限于某一次战斗的胜负，而是全局性的战争走向考虑。